陆贽，字敬舆，是唐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政论家，官至宰相，出身于江南四大姓之一的吴郡陆氏。作为溧阳县令陆侃的第九子，他被称为“陆九”。陆贽在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考中进士，随后又通过了博学宏辞科的选拔。唐德宗即位后，他从监察御史被召为翰林学士，在“泾原兵变”期间随德宗出逃奉天，负责起草诏书。其文辞情词恳切，“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贞元七年（791年），他升任兵部侍郎，次年迁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在宰相任上，他大力指陈弊政、废除苛税。然而，贞元十年（794年）遭人构陷后罢相，最终于永贞元年（805年）在忠州去世，享年五十二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宣”。陆贽工于诗文，特别擅长制诰和政论，其奏议多用排偶形式，条理精密，文笔流畅，权德舆称他“榷古扬今，雄文藻思”。《全唐诗》收录了他的诗作，传世作品包括《陆宣公翰苑集》和《陆氏集验方》。后世如苏轼赞誉他为“王佐”、“帝师”之才，文辩智术甚至超过西汉谋臣张良。
唐朝经历安史之乱后，政治和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藩镇割据、战火纷飞，到德宗时期出现一派萧条景象。面对“四海骚然，靡有宁处”的局面，唐德宗却归咎于“天命”。陆贽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指出“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认为天意源于人事，而非外在的宿命。他得出结论：“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从而否定了天命决定国家兴衰的谬论。他还辩证地分析了“治”与“乱”的关系，强调“理乱由人”，主张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改变困境。例如，他鼓励德宗“勤励不息，足致升平”，这种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分裂混乱中，人心向背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陆贽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他反复强调，治理天下若不得人心，则天下无法安定。为了争取民心，他建议德宗“审查群情”，实施百姓所愿之事，除去百姓所恶之政，强调“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具体措施上，他请求赈救灾民，提出“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同时要求“均节赋税”，罢除京城及畿县的间架税等苛捐杂税，以减轻人民负担。他还为德宗起草罪己诏，宣布赦免受“凶逆”煽诱的胁从者，这一举措使“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泪感泣”，有效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皇室威信。
针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陆贽强调“立国之安危在势”，主张采用“居重驭轻”的策略。他回顾唐太宗时期，由于内重外轻，“举天下不敌关中”，维护了统一安定；而后期武备松弛、节度使权力扩大，导致“安禄山窃倒持之柄”，引发大乱。他告诫德宗必须“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通过加强关中实力巩固皇权，削弱藩镇势力，从而维护国家统一。
陆贽认为人才问题关乎国家存亡，提出了“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原则。他批评德宗“累叹乏才”却缺乏知人之明，指出人才匮乏的七大弊端，包括以皇帝宠信决定人才进退、听信谗言、求全责备等。为广开才路，他建议“各举所知”，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台省长官也可荐贤，甚至效仿武则天的“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他反对吹毛求疵，认为“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在考核方面，他提出“八计听吏治”，包括户口、垦田、赋役、案件等八个方面，强调通过实践检验真才实学。他还提出核才三术：拔擢异能、黜罢失职、序进守常，以此确保吏治清明、效率提升。
陆贽推崇唐太宗的纳谏风度，认为“从谏改过”是“帝王之大烈”。他批评德宗“严邃高居”，导致“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为此，他建议“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强调君主应“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他剖析了堵塞谏路的九种弊端，其中六种来自君主（如好胜、耻过、厉威严等），三种来自臣下（如谄谀、顾望、畏懦）。只有克服这些弊病，才能“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实现下情上达、政权巩固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