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其深层症结在于谈判双方在核心议题上陷入“零和博弈”的僵局——任何一方的所得几乎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所失，妥协空间极为有限。这种结构性对立在中东和平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耶路撒冷地位为例，巴勒斯坦方面坚持对东耶路撒冷拥有完全主权，并将其视为建国的非谈判底线；而以色列则明确表示，即便在其他领土上做出让步，也必须保留对东耶路撒冷的主权控制。历史上，奥斯陆协议后的两次大规模冲突，导火索均与耶路撒冷的归属争议直接相关。
除了耶路撒冷这一核心难题，巴以谈判还围绕五大关键议题展开：领土划分的最终边界、以色列定居点的前途、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与补偿、稀缺水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双方未来长期的政治与安全关系。这些议题相互交织，每一个问题的解决程度都直接关系到巴勒斯坦能否建立一个具有实际主权、经济可独立运行的国家实体。其中，难民问题涉及历史正义与人口结构，水资源分配关乎生存命脉，其复杂性远超普通领土争端。
在谈判桌上，巴勒斯坦方面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制约。其领土、领空及海岸线的实际控制权大多掌握在以色列手中，所有边境口岸的通行均由以色列管控。经济上严重依赖以色列市场，缺乏独立的货币与金融体系，电力、燃料等关键能源供应受制于人，约80%的淡水水源也被以色列掌控。更为棘手的是，构成巴勒斯坦领土的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被以色列领土隔开，两地间的安全通道一旦被切断，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将陷入瘫痪。这些现实因素极大地削弱了巴勒斯坦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
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建国的立场并未形成统一有力的支持阵线。作为对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力量，美国虽偶有推动和谈的表态，但在关键问题上往往偏向以色列，缺乏实质性的平衡压力。欧盟、俄罗斯等国虽在原则上支持“两国方案”，但更强调应在谈判框架内解决，避免单方面行动。广大阿拉伯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在道义上明确支持巴勒斯坦，但出于地缘政治与现实利益的考量，也倾向于推动巴方通过与以色列协商达成协议。这种国际支持的分散性与局限性，使得巴勒斯坦难以获得足以改变力量对比的外部助力。
纵观历史与现实，巴以和平进程注定是一场漫长而曲折的斗争。短期内，双方武力冲突与对峙僵局恐难根本改变。从长远看，问题的解决或许存在三种可能路径：其一，以色列内部再次出现具有战略远见的政治领袖，如当年的拉宾，真正推行“以土地换和平”的实质性举措；其二，阿拉伯世界达成空前团结，为巴勒斯坦提供可持续的政治、经济与安全支持，形成相对均衡的博弈态势；其三，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出现能够公正主导进程、平衡双方利益的决定性外部力量。无论如何，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诉求与以色列的安全生存需求，都是双方乃至国际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这决定了该问题的解决必然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未来任何突破，都需要双方超越零和思维，并在关键利益上做出极其艰难的历史性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