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诸葛亮首次北伐至姜维屡次用兵，蜀汉对曹魏的军事行动已持续近三十年。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对仅有百万人口的蜀国造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以军粮运输为例，十万大军每日需消耗五千石粮食，若算上运输队伍自身的消耗，实际动员人数往往超过作战部队数倍。这种“七家养一兵”的沉重负荷，使得蜀中百姓“面有菜色”，国力在连年征战中逐渐枯竭。
公元262年，掌握曹魏实权的司马昭审时度势，制定了“三路并进，直捣腹心”的灭蜀方略。东路由钟会率领十二万大军出骆谷、子午谷，正面进攻汉中；中路诸葛绪率军切断姜维退路；西路则由邓艾领兵三万，从狄道直扑沓中，牵制蜀军主力姜维部。这一部署充分利用了蜀汉兵力分散、后勤脆弱的弱点。
当钟会大军在剑阁被姜维死死挡住时，战局似乎陷入了僵持。然而邓艾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放弃正面强攻，改走阴平小道，直插蜀汉腹地。这条被称为“左担道”的险峻山路，全长七百余里，多数地段需要“凿山通道，造作桥阁”。邓艾亲率精兵，用毛毯裹身从陡坡滚下，将士们“攀木缘崖，鱼贯而进”，上演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著名的奇袭行动。
经过艰难跋涉，邓艾军突然出现在江油关前。守将马邈猝不及防，开城投降。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仓促率军北上，却在战术部署上犯下致命错误——放弃险要地势，选择在涪县平原与魏军决战。在绵竹城下，背水一战的邓艾军击溃蜀军最后的主力，诸葛瞻父子战死沙场，成都门户由此洞开。
公元263年冬，后主刘禅开城投降，立国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宣告终结。这场战役的胜负不仅取决于邓艾的军事天才，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两国综合国力的悬殊对比。蜀汉以不足百万人口维持十万常备军，经济早已不堪重负；而曹魏占据中原富庶之地，人口超过四百万，具备持久作战的雄厚资本。邓艾的奇袭，实际上只是加速了必然到来的结局。
从地理角度看，阴平小道之所以能被邓艾利用，与蜀汉后期防御体系的漏洞密切相关。自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起，蜀汉逐渐收缩北方防线，阴平一带的守备日益薄弱。这条原本作为联络陇南与蜀中捷径的道路，在和平时期几乎被遗忘，却成了决定两国命运的关键通道。这也提醒后世军事家：最危险的方向，往往出现在最不被注意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