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长卷翻到嘉庆元年，八十五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履行了早年“不敢逾越圣祖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之数”的诺言，举行了禅位大典。然而，这场看似盛大的权力交接，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乾隆成为了名义上的太上皇，但帝国的权柄，却从未离开他的掌心。他独创了一套“双轨制”统治模式：在紫禁城内，一切文书仍沿用“乾隆”年号；他的旨意称为“敕旨”，臣子奏章中“太上皇”字样需抬高三格书写，而皇帝“嘉庆”仅抬两格。他甚至一度不愿搬出象征皇权的养心殿，也不愿交出传国玉玺，经重臣劝谏，才在典礼上极不情愿地完成形式上的交接，随后立刻规定，重要政务需加盖他的“太上皇帝之宝”与皇帝玉玺方能生效。这位晚年自称“十全老人”的帝王，用行动向天下宣告：皇帝之名可予，皇帝之实必留。
乾隆晚年，尤其是禅位后，对权力的控制欲达到了顶峰。随着他年事渐高，语言能力衰退，一个人的角色变得至关重要——那便是权臣和珅。和珅不仅是首席军机大臣，更是乾隆的“传声筒”与代理人。朝会之时，乾隆端坐龙椅，嘉庆陪坐下首，而和珅则侍立在乾隆身侧。百官朝拜，看似面向皇帝，实则同时跪拜了太上皇、皇帝与这位“二皇帝”。和珅深谙乾隆心思，一方面替他严密监控嘉庆帝的一举一动，压制新皇势力；另一方面，则以其惊人的理财能力，为乾隆晚年的奢华生活与浩大开支（如频繁南巡、举办千叟宴等）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乾隆对和珅的巨贪并非一无所知，但在某种程度上，和珅是他个人享乐与国家财政之间的“白手套”。乾隆享受着盛世明君的美誉，而巨大的财政窟窿与民间怨气，则记在了和珅头上。这为乾隆驾崩后，和珅的迅速倒台埋下了必然的伏笔。
退位后的三年里，乾隆的生活重心除了紧抓权力，主要围绕三件事展开，这三件事也恰恰折射出帝国盛极而衰的征兆。
第一件是举办千叟宴。嘉庆元年正月，乾隆以太上皇之尊，在皇极殿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千叟宴，邀数千名老者赴宴，以此彰显“乾隆盛世”的仁德与自己的长寿安康。这场极尽荣华的盛宴，满足了乾隆“十全老人”的虚荣，但对许多年迈体衰的赴宴者而言，长途跋涉与盛宴狂欢反而成了一种负担。
第二件是镇压白莲教起义。禅位大典的喜庆余温未散，川楚地区便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这场起义成为乾隆太上皇生涯中最大的烦恼，也成了他继续乾纲独断的绝佳理由。他调兵遣将，耗费国库白银超过七千万两，直至去世前才抓获首领王三槐。乾隆将此视为自己“十全武功”之外的又一功绩，但起义烽火并未熄灭，持续近十年，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
第三件则是令人唏嘘的晚年纳妃。嘉庆三年，八十八岁的乾隆竟纳了两位年仅十四五岁的少女为妃，即后来的晋妃与寿贵人。此举全然不顾自己风烛残年之躯与少女的终身幸福。一年后乾隆驾崩，这两位青春少女便开始了漫长孤寂的深宫守寡生涯，最终都红颜早逝。这桩婚事，将其晚年的骄奢与自我中心暴露无遗。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在养心殿安然离世，享年八十九岁。他的去世，才意味着嘉庆皇帝真正亲政的开始。十五天后，权倾朝野的和珅被赐死，其家产抄没，留下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间谚语。然而，嘉庆接手的并非一个真正的“盛世”。国库在连年征战与奢侈消费中已然空虚，吏治腐败深入骨髓，白莲教起义的余波未平，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乾隆太上皇的三年，像是一曲帝国夕阳的绵长余韵，表面上依旧华丽辉煌，内里却已积弊丛生。他带走了属于他的时代，也将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留给了他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