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道子，字道子，生于公元364年，卒于403年，是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的第七子，与晋孝武帝司马曜为同母兄弟。作为东晋中后期重要的宗室权臣，他的一生与王朝的动荡紧密交织，从权倾朝野到被毒杀身亡，其经历堪称一部浓缩的政治兴衰史。
司马道子初封琅邪王，后改封会稽王，在孝武帝时期先后担任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六条事等要职。凭借与皇帝最近的宗室血缘，他一度被委以朝政大任，并在此过程中排挤了当时当国的陈郡谢氏士族，使得东晋皇权在门阀政治中一度有所提升。然而，司马道子与孝武帝皆沉湎酒饮，且用人方面颇多失误，亲近小人，导致朝政日渐腐败。皇帝身边的一些臣僚也对司马道子及其党羽的作为深感不齿，两派矛盾不断激化，演变为激烈的“主相之争”，为朝局埋下了深重隐患。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意外被张贵人所弑，太子司马德宗（晋安帝）即位。司马道子以皇叔身份辅政，继续宠信王国宝等人，此举引发了实力派方镇、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的第一次起兵讨伐。司马道子虽暂时屈服，罢黜王国宝，但仍试图通过司马尚之、王愉等人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从而引发了王恭的第二次讨伐。最终，他依靠儿子司马元显的谋划与用兵，才勉强平息事态。此后，朝政实权逐渐落入年轻的司马元显手中，司马道子则因身体多病且更加沉溺酒中，不理政事。
东晋末年，桓玄势力崛起。元兴元年（402年），司马元显在征讨桓玄的战争中失败被杀。同年十二月，被流放至安成郡的司马道子，被御史杜竹林奉桓玄之命以毒酒鸩杀，终年三十九岁。晋安帝闻讯后，曾在西堂为其哭丧三日。桓玄败亡后，执政的司马遵下诏追赠司马道子为丞相，并派人迎回其灵柩，于义熙元年（405年）赐谥“文孝王”，与王妃合葬。
史书与笔记中留存了一些关于司马道子的轶事，生动刻画了其性格与处境。一则记载，王恭（字孝伯）兵败被杀后，首级被悬于朱雀桥上示众。司马道子乘车至桥下，凝视其首，问道：“你为何那么急着要杀我呢？”言语间透露出复杂的情感，既有对政敌的诘问，或许也有一丝对权力斗争残酷性的悲叹。
另一则故事则显现了他在桓玄面前的窘态。桓玄从义兴返回京师拜见司马道子时，道子正于宴席间大醉。他当着众多宾客的面，突然问桓玄：“你父亲桓温晚年是不是想造反？”此言一出，桓玄惊惧伏地，不敢起身。当时在座的长史谢景重（谢重）急忙举笏解围，称颂桓温昔日“废昏立明”的功绩可比伊尹、霍光，并请太傅（司马道子）公断。司马道子这才如梦初醒，连说“知道了”，并举杯向桓玄敬酒，桓玄方敢谢罪退下。此事既反映了道子的酒后失言与昏聩，也预示了桓玄内心积怨与日后报复的伏笔。
对于司马道子的历史评价，后世多以批判为主。《晋书》在承认其早年因“清澹”被名相谢安称赞的同时，尖锐指出他作为至亲贤王，却“耽荒曲糵，信惑谗谀”，致使“尼媪窃朝权，奸邪制国命”，最终导致“宗社沦亡”，并将其比作导致吴国灭亡的奸臣伯嚭，定性为“晋朝之宰嚭”。书中更以“昏凶”二字概括其执政，认为他直接倾覆了国运。
当时的民谣《云中诗》也讽刺他“沉醉轻出校命”，干预朝政。近代史家蔡东藩评价其“贪婪骄恣，宠昵群小”，直言其为“糊涂虫”。余嘉锡先生则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将其列入“典午（司马）之罪人”行列，认为他不能制衡桓玄，反加挫辱，招致家族覆灭，实非偶然。
纵观司马道子一生，他身处东晋门阀政治衰落与皇权试图重振的交叉点。他的崛起一度代表了皇族力量的反弹，但其个人能力的欠缺、品性的弱点，以及时代积重难返的痼疾，共同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也加速了东晋王朝走向末路。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权力、欲望与责任的反面教材，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后人审视和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