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临终前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留下了“事之如父”的嘱托。然而，当十七岁的刘禅继位时，他面临的不仅是一位辅政大臣，更是一位全面掌控朝政的“仲父”。诸葛亮以鞠躬尽瘁的姿态处理国事，甚至介入皇室私务，例如刘禅曾提出扩充后宫的请求，却遭到诸葛亮的劝阻。这种全方位的掌控，为日后埋下了微妙的伏笔。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谆谆教诲，提醒刘禅“亲贤臣，远小人”，并在宫中安插亲信。对于已过弱冠之年的刘禅而言，这不仅是辅佐，更是一种无形的约束。更值得注意的是，刘禅曾为诸葛亮背负了两次舆论压力：一次是提前改元引发的“不孝”非议，一次是车骑将军刘琰事件引发的私生活质疑。历史学者分析，这两件事很可能出自诸葛亮的政治决策，而刘禅选择了顾全大局，默默承受。
诸葛亮逝世后，蜀汉朝野立即出现了立庙的呼声。然而，刘禅以“礼秩不听”为由拒绝了在成都立庙的提议。根据《襄阳记》记载，百姓只能在路边进行民间祭祀。这一拖延持续了整整三十年，直到景耀六年，蜀汉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刘禅才下诏在沔阳（今陕西勉县）为诸葛亮立庙。这个地理位置的选择也颇有深意——远离政治中心成都，靠近诸葛亮墓地。
现代人常将成都武侯祠视为诸葛亮的专祠，这其实是个历史误会。该建筑最初是为刘备修建的“汉昭烈庙”，诸葛亮祠是后来才并入的。这种合并发生在唐代，反映了后世对诸葛亮评价的不断提升。而在诸葛亮逝世后的三国时期，刘禅坚持礼制规范，没有为臣子破例在都城立庙，这既是对传统的遵守，也可能包含着复杂的情感因素。
景耀六年的立庙诏书，出现在蜀汉政权濒临灭亡之际。这一时机选择值得深思：或许是对诸葛亮政治遗产的最终承认，或许是在危难时刻凝聚人心的政治举措。无论如何，这三十年的延迟，折射出中国古代君臣关系中权力、情感与礼制的复杂交织。诸葛亮作为权臣的典范，其身后待遇成为历代政治家研究的案例，而刘禅的克制与最终妥协，也展现了一位君主在个人情感与国家利益间的艰难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