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朝廷在北方强敌压境下屡屡退让，对内却加紧盘剥。赋税日益沉重，官吏横征暴敛，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公元1130年，金兵攻掠潭州后撤离，当地并未迎来安宁，反而遭受溃兵孔彦舟部的二次劫掠。官匪勾结，催粮逼租，终于点燃了长期积压的民愤。
在此背景下，鼎州武陵人钟相振臂一呼。他早年曾组织民兵抗金，未获朝廷支持后返乡，以宗教形式凝聚乡民，自称“天大圣”，宣扬“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一主张直击当时社会要害，深受压迫农民拥戴，尊称其为“老爷”，纷纷加入其“法”下组织。当孔彦舟部骚乱加剧时，钟相正式起义，建号“楚王”。起义军迅速攻占洞庭湖周边十九县，焚烧官府，打击豪强，声势浩大。
然而，南宋朝廷启用孔彦舟为“捉杀使”进行镇压。孔彦舟派遣奸细混入义军，里应外合，导致起义军大败，钟相父子被俘遇害。此后，余部推举年轻的杨么（原名杨太）为首领。杨么在洞庭湖沿岸建立水陆寨栅，集结船只，实行“兵农合一”，平时生产，战时迎敌，势力不断壮大。公元1133年，杨么拥立钟相之子钟子仪为太子，自称“大圣天王”，在控制区废除劳役赋税，民生得以短暂复苏。
南宋视杨么为心腹大患，多次派兵镇压。程昌寓曾打造大型车船进攻，却因不谙水文，战船搁浅，反被起义军缴获。此后王𤫉率六万大军来攻，起义军凭借改造后的车船灵活迎战。车船设拍竿，缚巨石，可击沉敌船；又发明“木老鸦”等武器，结合弓箭，令官军难以招架。起义军更曾以空船诱敌，待官军拖拽至湖心，伏兵骤出，一举歼灭上万水军，缴获无数。
起义军的节节胜利甚至引起了伪齐政权注意。刘豫部下李成派人携金帛官诰前来游说，企图联合攻宋，遭杨么严词拒绝。使者被灌醉后全部处死，彰显了起义军的气节。
起义进入第六年，宋高宗调回抗金前线的岳飞部队，由宰相张浚督战，全力围剿。在长期作战与内部动摇叛变的多重压力下，公元1135年，杨么大寨终被攻破，杨么被俘就义，坚持六年之久的洞庭湖起义落下帷幕。
这场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其影响深远。它不仅是南宋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更展现了古代农民战争中成熟的水军战术与根据地建设思想。起义军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口号，上承王小波、李顺，下启后世诸多农民起义，成为反抗封建压迫的精神旗帜。同时，起义迫使南宋朝廷投入大量兵力，客观上牵制了其对金战略，在特定时期内影响了宋金对峙的格局。洞庭湖的波涛虽已平息，但那段关于平等与抗争的记忆，却始终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激起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