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变幻的东晋初期，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出身名门，是东汉大儒桓荣的九世孙；他文武双全，既是朝廷重臣，又是地方良吏；他最终为平定叛乱而壮烈殉国，其子桓温更成为一代权臣，深刻影响了东晋中期的政局。他，就是谯国龙亢人桓彝，字茂伦。
桓彝生于西晋末年，早年便展现出过人才干。晋惠帝时，他初入仕途，担任豫州主簿、骑都尉。随着西晋崩溃、衣冠南渡，桓彝审时度势，投靠了当时还是晋王的司马睿，成为其麾下中兵参军，参与了东晋王朝的奠基过程。司马睿即位为晋元帝后，桓彝历任中书侍郎、尚书吏部郎等要职，在朝中声名显赫。
晋明帝即位后，桓彝的忠诚与能力进一步得到彰显。他拜散骑常侍，积极参与并协助平定了权臣王敦的叛乱，因功受封万宁县男。此后，他外放为宣城太守，在地方治理上同样卓有成效，深受百姓爱戴，展现了其不仅善于朝堂谋国，亦能勤政安民的全面才干。
咸和三年，一场更大的风暴席卷东晋——苏峻之乱爆发。时任宣城内史的桓彝，毅然集结部众，起兵勤王，誓死捍卫朝廷。然而，在残酷的战争中，他最终不敌叛将韩晃的军队，于郡城被攻破后遇害，时年五十三岁。桓彝的忠烈之举震动朝野，朝廷追赠其为廷尉，谥号为“简”。到了咸安年间，又追赠太常卿，以表彰其不朽功勋。
桓彝的殉国，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国之干城”。唐代官修的《晋书》对其评价极高，称其“抱中和之气，怀不挠之节”，赞语云：“矫矫宣城，贞心莫陵。身随露天，名与云兴。”他的忠贞气节，如同不灭的星辰，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
桓彝在历史上留下的，不仅是他的功业与忠烈，还有一则生动的文化典故——“皮里阳秋”。据《世说新语》记载，桓彝曾评价当时的名士褚裒（字季野），说他“皮里阳秋”。这里的“阳秋”本应为“春秋”，意指孔子编修的《春秋》那种微言大义、暗含褒贬的笔法。因东晋简文帝母亲名春，为避讳而改称“阳秋”。
桓彝用这个词形容褚裒，是说其人外表上从不轻易议论他人好坏（外无臧否），但内心对人事有着清晰的判断和褒贬（内有所褒贬）。这个典故生动地描绘了一种深沉内敛、心中有数的处世智慧，后来“皮里阳秋”也演变为成语“皮里春秋”，广为流传，成为中华语言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桓彝的生平中，还有一段与著名文学家、术士郭璞充满神秘色彩的交往轶事。郭璞精通卜筮之术，他与桓彝交好，但曾郑重告诫桓彝：来访时任何房间都可直入，唯独不可在他于厕中行祭祀之术时闯入，否则将给双方带来灾祸。
然而，命运弄人。一次桓彝醉酒后前往拜访，恰逢郭璞在厕中行术。桓彝忘记告诫，窥见郭璞披发衔剑、裸身设祭的景象。郭璞见状大惊，叹息此乃天意，灾祸难免。后来，郭璞果然因反对王敦篡逆而被杀，桓彝亦最终死于苏峻之乱。这段记载虽带有志怪色彩，却为两位历史人物的命运增添了一抹传奇与宿命的悲情，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命运与因果的复杂认知。
从家族发展的宏观视角看，桓彝的贡献远不止于其个人功业。他以身作则的忠贞与才干，为谯郡桓氏在南渡后的江东站稳脚跟、并最终崛起为顶级门阀，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石。正是有了桓彝这一代“家推才子”的典范，其子桓温、桓冲等才能在后续的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成为影响东晋国运的关键人物。
此外，桓彝作为较早南渡的北人，在调和南渡北人与江南本土士族关系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桥梁作用。他虽因久居江南而不被部分新到的北人完全视为“过江名望”，但他积极为北人集团成员引荐说项，促进了南北士人的融合，这对于东晋政权的稳定与巩固，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研究东晋创立史，桓彝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
